两个春天的两杯酒
作者：庞余亮
喝第一杯酒我十四岁，正准备中考。因为是首届初三，老师们全是劳动模范。这门老师没有下课，另一门老师已站在门外候场了。数学老师是位胖胖的女老师，喜欢四节课连上，中间不下课。我是不好意思在女教师面前举手上厕所的。我决定少喝水，稀饭仅喝一小口。虽然口渴，但不再有憋尿的尴尬了。
到了下课，我飞奔回家，用葫芦瓢舀水缸里水喝。咕咚咕咚的喝。第一口酒发生在表叔回乡的那天中午。我没有去灶房喝水，去堂屋拜见表叔。父亲和表叔已吃完了饭，桌上有剩饭剩菜。但吸引我的是家神柜上那只父亲的茶缸，里面有水。我拿起来就喝。那不是水，而是酒。那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口酒，我牢牢记住了它的焰火——那滚烫的，灿烂的，无边无尽的焰火，在我的身体中，噼啪，噼啪。
这是表叔带过来的大麦烧。这次误醉令我缺席了下午的复习课。再后来，因三分之差我没有进入全县最好的高中。拿到录取通知书后，我想到过这杯大麦烧，它让我少听了一道题目，这题目说不定就在中考的试卷上……
第二杯酒与母亲的去世有关。那时父亲已去世九年了。离误喝大麦烧二十二年。这二十二年，是我离开家门的二十二年，高中，大学，教书，跳槽，我与长了我四十七岁的父亲很少有说话的机会，也没有和父亲同饮的机会，父亲瘫痪后更是没有这样的机会。对于热情相邀共饮的友人们，我会以请求或祈求的姿态拒绝令我醉酒的可能。
2003年5月，我回老家陪伴了母亲最后昏迷的十六天。把母亲和父亲合葬之后，按照家乡的风俗，应该吃“下红饭”。我和我的两位哥哥理应向所有的亲友敬酒谢意，作为老巴子的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顿时发作了“老巴子脾气”，独坐在母亲的牌位前，坚决拒绝向亲友敬酒。
带着 “失礼”的愧疚，奔丧结束的我回到长江边的小城。我想上班，可一个电话又让我难受起来。非典形势太严峻，按照规定，从外地回来接着上班，须要去医院做一个安全检测才能上班。这是当时很正常的规定，但我特别的憋屈，老家没有非典感染人员，我工作的地方也没有非典感染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测呢？
第一次抽血很不成功，小护士扎了几次针都没有找到血管。小护士满脸愧疚地看着我（可能看到我臂上崭新的黑袖套），让我换了一只胳臂抽血。我一点也不觉得疼。过了很久，抽血成功了。再过了很久，我拿到了一纸没有感染非典可以上班的证明。在那天晚上，得知我回来的朋友请我吃饭，见我忧愤的样子，小心翼翼的朋友话说得很轻，可他刚说出酒字，我便点头同意了。
那是我人生中又一次醉酒。时隔二十二年后的第二次醉酒。我的第一次醉酒是因为莽撞，父亲看到了。我的第二次醉酒是因为母亲，但母亲没有看到。
现在，这两个被酒灌溉的春天已成为我的绝版，亲情与酒，都是酿造而成的，看上去平淡无常饮起来却滚烫无比的液体。无论是忧伤的，疼痛的，欢乐的，那亲情，那酒，都会慰藉茫茫黑夜漫游的我们。
比如，昔日不再。比如，此酒长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