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，我是成亚。今天为大家诵读的这段文字，选自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寻味中国》一书，作者林留清怡。
我的第一堂烹饪课：炸虾仁
我们的第一堂课，王主任让我自己选择想做的菜式。我买了做炸虾仁的材料。不过学费还没谈。我穿过学校的篮球场，往厨房走，琢磨着该如何提起钱的话题才好。
“我真的非常感激您肯花时间教我，我想付您学费。”我说。
王主任抿着嘴，一言不发，那两片厚厚的镜片背后在拨着什么算盘？ 她当然不会免费教我，对吧？
在中国，钱是一个奇怪的话题。中国人往往会直截了当地问别人买东西花了多少钱，收入多少，就算对方是陌生人也照问不误。人们买食品杂货、衣服或自行车时，都爱讨价还价。可眼下这种情况，谈钱好像又成了禁忌。
我们走进厨房，三位同学尾随而入。理论课刚刚上完，同学们听说王主任要给我开小灶，都来了兴致。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事儿，可几位八卦的老师硬是将这事儿传开了。我很尴尬，因为我觉得即便是在摆脱了计划体制的当代中国，这样的小灶也未免太小资了。但同学们的反应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“我们也想学。”小潘说。可我知道他们已经为烹饪课程缴了一笔不菲的学费，恐怕不会愿意再额外花钱上小课了吧。负罪感取代了尴尬：我花得起钱请老师，他们却花不起。可是，我对王主任也有独占心理。
“这是我和她特地商量好的课，”趁王主任去后房拿围裙时我小声说，“要知道，我是付钱的。”
“多少钱？”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大声地问。
“还没谈呢。”我说。
菜刀多少钱？他们想知道。（30多块钱，我说。）主任回到厨房后也提出同样的问题，接着又问我花多少钱买的虾仁。（10块钱。）每次回答这种问题，我总会被责备买贵了。我人生地不熟，又不善于讲价，注定挨宰。（不过我们的收入水平倒是差一大截。我替美国媒体撰稿，稿费让我跻身中国的高薪一族。我很快学会不告诉别人我赚多少钱，付多少房租，尽管以美国的标准算下来，这些金额都不高。）
王主任看了看我的菜刀，转身冲进办公室，蓝色实验室外套的衣角在她身后飞扬。她带回另一把菜刀：“你这刀挺好，但今天不能用，还没有磨呢。”
“不能马上磨吗？”我问。
王主任解释说，厨师专用的菜刀出厂时，刀刃是钝的。烹饪学校的师傅们平时用来磨菜刀的磨刀石不够坚固，磨不了从来没有磨过的刀子。“你得找个磨刀匠，跟他说，这把刀得开开口。”
王主任教我做菜时，这帮同学相互挽着手在一旁围观。这让我觉得有点儿囧。在中国，男性并不羞于公然展示彼此之间的友情，换作在美国，这种举动绝对会招来异样眼光的。
“你看你，这虾仁滑来滑去的，真不像样。”班里的老大秦刚走出围观人群，过来对我指手画脚了。他一把拿过我手里的菜刀。“右手切菜，左手必须固定住不动。”
这帮同学好不容易看腻走人了。王主任继续从我拿刀的姿势（拇指和食指得像捏着大刀片似的捏住刀背）到站姿一一纠正。我的烹饪水平只限于做意大利面、热炒等基本菜式，也会烘焙饼干和布朗尼——现成的配料买回来加加工而已。成长过程中，烹饪从来不是家庭教育的重点，因为父母期待我长大后做医生或者律师。而来到中国之后，下馆子便宜又方便，我的厨艺也因此止步不前。
我看过高师傅做这道炸虾仁，看上去挺容易，而且似曾相识。可现在轮到自己动手却怎么也做不对。我试着模仿王主任的站姿，右脚与操作台平行，左脚外翻并与右脚呈直角夹角，好似立定的芭蕾舞者。
“肚子别靠着菜板。”主任指示。我马上收腹，活像舞蹈课上笨拙的小女生。
虾仁上浆之后，王主任开小火。我试图单手举起炒锅，举不动。“不能用把手，支撑力不够。”王主任指示。
我再试，用叠好的厨巾包住锅沿儿，想垫着厨巾把锅举起来。王主任多次指正未果，干脆把我推到一边，亲自抄起了锅和铲。我退居二线，偶尔丢一只裹了面糊的虾仁下锅。这哪里是烹饪课，分明是六岁的小孩在帮妈妈打杂。
出锅的虾仁儿金黄酥脆，就是老了点儿，我用刀背拍打这些该死的家伙时该再使点劲儿。“还行，”主任评价道，好像这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“做菜好比开车，学个套路而已。就那么简单。”
“难道烹饪不是得靠有天赋，不是一门艺术吗？”我问。
她扬了扬眉毛，似在对我的天真无知表示诧异。好吧，她到底会开车么？
“不会，”她说，耸了耸肩，冷不防又冒出一句，“我可不想骗你，这课我得收费的。”
“当然，”我说，屏住呼吸，“请告诉我价格。”
“嗯，很多老师的要价都比我高，我只要30元就可以了。”
2个小时的私人授课，学费折算下来不到4美金，这价格着实令我惊喜。我高高兴兴交了学费，问题解决了，我们俩都松了一口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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